父亲的板车

腊月廿三，雪停后的清晨，父亲从墙角拖出那辆蒙尘的板车。车把上的红漆已经剥落，露出灰白的木纹，像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。他说要去镇上买年货，我放下寒假作业，执意跟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把一条旧麻袋垫在车板前头，示意我坐上去。

我坐上去，板车发出“吱呀”一声，像一声苍老的叹息。父亲弯腰，两手握住车把，肩膀一沉，车轱辘碾过门前的薄雪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风很硬，刮在脸上像细小的刀片。父亲穿一件褪色的军绿棉袄，后颈从竖起的领子里露出来，几根白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我忽然有点心酸——那个曾经能用板车拉着我满村跑的人，如今拉空车也要喘上几口。

从村口到镇上，要经过一个长坡。父亲停下，把车把斜靠在路边，转过身说：“下来吧，坡陡。”我跳下车，绕到车后。他两手撑住车把，身子前倾，几乎与地面平行。棉袄绷紧，肩胛骨顶起两个硬邦邦的包，像拉犁的牛躬起脊梁。板车一寸一寸往上挪，车轮在冻土上压出两道颤巍巍的痕迹。我想伸手推车，他说：“别碰，滑。”声音被风扯碎，只剩两个字落在我耳朵里。

我没听，把手按在车尾冰冷的铁皮上，掌心立刻传来一股颤栗。我们一前一后，像两个沉默的纤夫，把一辆旧板车从坡底拉向坡顶。坡顶风更大，父亲回头看我一眼，咧嘴笑了一下，牙缝里呵出的白气很快被风卷走。他问：“累不累？”我摇头。其实我手心已经麻了，但那只手一直按在车尾，没松开。

到镇上，集还很静，只有炸油条的摊子支着棚。父亲把板车停在路边，去买年货。我在原地等着，看那车轮上沾满泥雪。过了很久他回来，车上多了两袋面粉、一捆葱、几挂鞭炮，还有一扇用麻绳捆着的肋排。他手里捧着个油纸包，塞给我：“烤红薯，趁热。”我剥开皮，黄澄澄的瓤冒出甜热的气。我掰下一半递给他，他摇摇头，转身从车斗里掏出个冷馒头，就着风啃起来。馒头屑落在他胡茬上，白得像碎雪。

回去时，板车刚出镇口，右轮就瘪了。父亲蹲下去，从车底下摸出打气筒和补胎片。他让我扶着车把，自己把内胎卸下来，浸在路边水洼里找破洞。水结着薄冰，他的手指伸进去，捞出来时冻得通红，指节粗得像胡萝卜。他拿锉刀锉胎，又涂胶水，动作慢而稳，像在给板车做一场小手术。我在旁边递工具，心里发酸：这个曾经能单手把板车掀起来的人，如今蹲在路边，背影单薄得像一片将落未落的叶子。

补好胎，重新上路。父亲让我上去坐着，说：“路平了，上来吧。”我坐上去，板车晃了一下。父亲忽然开口：“这板车，拉大了你。”我愣了一下。他说：“你小时候，我拉你去镇上照相，你就坐在这个位置，手里举着个汽水瓶。”我脑海里浮起一个画面：年轻的父亲，板车擦得亮亮堂堂，车上坐着个穿红背心的孩子，太阳很大，他后颈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滚。那时他的头发是黑的，背是直的。

我们没有再说话。板车在雪后的路上“咯吱咯吱”地响，像一句熟悉的童谣。我望着父亲的后背，那件棉袄已经旧得发硬，下摆磨出毛边。他的步子有些颤，但仍一步一个脚印，把板车拉向家的方向。前方，村庄的炊烟正从白茫茫的屋顶上升起来，淡蓝淡蓝的，像一支细瘦的笔，在天上写着什么。

我忽然觉得，父亲就是这辆板车。车轮会老，车把会裂，但只要还能动，他就一直拉，拉着一家人的日子，拉着我的童年和少年，一直拉到雪化，拉到春天。